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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 CLASSIC CASE——PROOF BY ACTUAL COMBAT

从死刑到死缓 -一起杀人案法庭外的博弈

  在多年的律师生涯中,办过的大案、要案不能称举不胜数,但也确实有一些,无论是震惊中外被称为新中国的第一大案----湖南人张君等犯罪集团持枪抢劫杀人系列案,还是宜宾李某等人特大贩卖毒品案,以及近年来参与的肖烨、赵红霞等犯罪集团敲诈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等人案,然而却没有这个案件如此精彩和曲折,现在回忆起这个案件全过程真可谓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这是2009年夏天的事了,这天是星期一,虽然才九点,但天气却异常炎热,办公室外面硕大的黄桷树上钻了几只拼命嘶叫的知了,此起彼伏的叫嚷是在企图抗议老天的不公,让它们也与人们一样饱受酷热;办公室的清洁工女工一边打扫卫生另一边又不停的抹着大颗大颗下滴的汗珠。而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上周开庭的案件代理词,以交法院。这时,一个50岁左右的农民衣冠不整的男子来到办公室,他的年龄与他姗姗而行的步履显得极不相称,过多的野外日照使得显现出更加苍老,一露嘴,牙齿就乌黑乌黑的,仿佛从未刷过似的。他是经人介绍而从四川邻水县来,手上拿一份判决书,这是由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法院一个月前作出一份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认定他儿子张凤因故意杀人罪从而被判死刑,儿子不服而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而此上诉案本周星期四就要开庭了。为此做父亲的他万份焦虑,他知道,如果二审是维持原判,则他将失去这个儿子。来律师事务所前,他在老家也咨询过不少律师,都摇摇头,没有多大希望了。一审判决没有多大的错误,上诉后改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人生之莫大不幸是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他的儿子才20岁,正值风华正茂,不料却因触犯法律而深陷牢笼,而这个父亲是老实得透顶的农民,杀人、枪毙这些词句对于他来说无疑都是灭顶之灾,人生之最大不幸很快就会降临他的头上,所以他无论如何都要以一线希望而作百分之百的努力。说实在的,我仔细研究了这份判决书,还真没有觉得有什么明显的错误,于是我便问,上诉的理由有哪些,父亲说儿子不是主犯,他与死者不相识,是受邀而去,出于朋友义气而杀人。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保住儿子一条命。看着父亲满脸泪花,端水杯时颤抖的手,我犹豫了,接、还是不接?接了,就多一份责任,但若维持,作父亲的如何向儿子、向其他亲属交代,他会自疚终身的,而律师又如何面对如此善良的父亲?不接,就等于放弃,他更会彻底失望。我斟酌再三,觉得还是应该放手博一博,说不定峰回路转,还有未发现的证据或其他能够影响案情的情节呢?于是,我答应了,并按照律师所的管理规定,与他签订的分期支付律师费的代理合同,他支付了首笔律师费,而这笔律师费刚好是来回的机票前,其余的食宿费用全部是自己负责。我开始了出发前的准备:拟定法律文书、查阅并预订到温州的机票、整理好行李,告知了律师所办公室,一切准备就绪,于是就出发了。当晚7点,飞机降落在温州机场,这是个地级市,机场很小,飞机滑行时在跑道上的颠簸,表明地并不平整,印象中温州人、温州政府都很有钱,那为何不把机场修建漂亮点?机场也是当地的窗户,通过机场能给初来的人一个直观的印象。不过,思绪还是很快转移到了关押张凤的看守所在哪儿?何时与浙江高院刑庭黄姓主办法官联系,是在会见张凤后还是会见前,以表明律师将代理本案?先不管这么多,明天再说。第二天,一早,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要求去看守所。司机满口答应,由于熟悉道路,所以很快把我带到离市区约10公里的温州市看守所。对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各地看守所规定不同,重庆沙坪坝区看守所规定是必须是两个执业(指有正式律师执业证的律师)律师同时到场才能会见;成都市看守所规定必须是执业律师才能会见,而深圳只要有一个有执业证而另一个可以是助理证或实习律师。那么,温州又是如何规定的,本想就在温州当地随便找一个律师,但考虑一下,去看守所见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必然多,若因我是一个人而被拒绝会见,在看守所或附近临时再找一个也不迟。抱着这种想法,我到了看守所(在瓯海区),果然有律师进进出出看守所,这也让我心理踏实了些。还好,别的地方曾出现过的会见难,这里还没有,手续递交后,张凤很快就被带出来了。手铐,脚镣全副武装,因为是被判死刑,所以成了看守所重点防范对象,同室还会被其他人24小时监控,以免他出意外。这是一个身材高大在另外的场合绝对阳光、帅气的小伙子,由于终日禁闭,能够享受的阳光极少,脸色显得苍白,与他父亲的面目有强烈的反差。面临几乎无法抗拒的生命终结,再坚强的人都会沮丧和恐惧,何况这是一个涉世未深年仅20岁的孩子?我静静地听了他半个小时的叙述,从他杂乱无章、语无伦次的叙述中,我也大概知道了和判决书中载明的内容。我心理很不平静,很难相信这么一个孩子会是一个凶横的杀人犯,但事实确实就是如此,他杀了人,且是一刀致命。他完全同意我这个由他那善良、忠厚的父亲所聘请的重庆籍律师作为二审辩护人,抱着那最后一线希望,祈求保住他年轻、脆弱的生命。此时此刻我判断他内心里并不相信我真能救他一条命,只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哪怕是一根稻草,他也会死死抓住不放的,强烈的求生欲望已经成立他唯一支撑他在看守所生活下去理由。从他那里,得出这样的感悟,一个人当他没有触犯法律时,觉得法律二字是遥远的事,而一旦触犯了,就会觉得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还会觉得法律的残忍和苛刻;没有钱时候,觉得金钱是最珍贵的,当失去自由时,觉得金钱是浮云,觉得自由最珍贵;当一个人将要失去生命时,又会认为生命可贵,如果能换得一条生命那他一定愿意失去金钱和自由。重庆原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临刑前就说过,如果时间可以从来,他愿意当一辈子的普通警察。可是,所有的、所有的时间已无法再来了。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

  会见完毕,我松了口气,走出看守所已是上午10点,这天是星期二,离开庭时间不到60小时,也就两天半时间。会见这一关总算过去了,初战告捷,接下来会顺利吗?在何处开庭,是原审的温州中级法院,还是杭州浙江省高级法院,都不知道。我马上通过114查到了浙江省高级法院刑庭的电话,很快就联系到承办法官黄老师,听口音这是一个中年女法官,当我表明是张凤等故意杀人案的辩护律师并将去他们刑庭交委托手续时,她立即坚定的加以拒绝:本案早就书面通知了开庭,就是本周四下午,你现在才递交委托手续,已经晚了,因为还有多名被告,所以法院也不可能再改期审理。我也立即作了解释,我是昨日下午才接受其父委托,晚上才到的温州,刚才已见张凤,他本人也完全同意我作为其辩护人,所以才与你联系。黄法官又称,法院通过浙江省律师协会已为李又指定了二审辩护人,所以无需担心无人为李某维权。我说,法律并未规定在有指定辩护人的情况下不允许自行委托辩护人。我还没来得及问在何地开庭情况时,黄法官不由分说的拒接接受我的出庭辩护手续,最后还扔下冷冷的一句话,本案因涉及到还有未成年人,故将不公开开庭。我完全清楚她这句话意思,也就是我这个被告自己委托的辩护人连法庭的门都进不了。被告的命悬了,张凤的命悬了。事不迟疑,我决定马上乘车去杭州,省高级法院,面见法官。还好,虽然温杭两地相距约350公里,但因是全高速,所以还算快。在大巴车上,已无闲情逸致欣赏路旁的青山绿水,而永嘉、乐清、台州、诸暨、绍兴,一个个在全国响当当的县市地方纷纷逝去,在车上我确定了高级法院所在地--西湖旁。大巴到杭州是正好4点。按重庆的作息时间,早九晚五,法院时应该还未下班。在车站外等了约10分钟,等到了出租车,风风火火赶到法院大门,法警拦住了,即便是告知要找谁和提供律师工作执照都一样,于是打黄法官座机电话,最初无人接,心里一凉,难道不在?几分钟后,一个男的接了电话,一听说找黄法官的,立即回答,不在,刚走,与庭里其他人去温州开庭了,手机号码?不知道。我一听急了,这下如何办?我立即决定直接与庭长通话,从法警处我查到了庭长电话,一打,接了,一个中年男子操浙江普通话:你好,找谁?我也用川普回答:你好,庭长,就找你,我是后天即将在温州开庭一个刑事上诉案的辩护人,因联系不到承办法官黄老师故而打电话到你这儿。精彩的对话由此展开,这也是本案第二次与法官的交锋,且是浙江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在中国的国情下,这样的职位,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电话那头传来的有点不耐烦的声音:“喔,知道了,黄法官给我说过这事了,不行,法院不同意你作辩护人”。我坚持说:“被告开庭前有权委托律师,现在还未开庭,为什么不允许?”“这个案子后天就要开庭了,开庭公告、传票早就发出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我是昨天中午才接受被告张凤父亲的委托,昨晚乘飞机过来,此事已在今天上午电话告知黄法官。能否见你一面,当面谈谈?”“不行,你直接与黄法官联系。”“我联系不上,能否告知手机号码?”“不行”“那我还是只有与你联系”。“此案已有法律援助律师在代理了”。“法律并不禁止被告自行委托辩护律师”。电话那头有点不耐烦了:“说白了,你从重庆来,收了钱,要为其消灾吧?”“对,说对了一半,律师办案当然要收取费用,但也是为了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不然设立律师有何用?”他急了,声音也高了起来,他厉声说道:“你口口称为被告维权,昨天才接受委托,后天就要开庭了,这么短暂的时间你熟悉案情吗,你又如何维权?”这正是我想详细解释的了,我不紧不慢,一字一句吐出“:时间确实短暂,这是事实。但是,我不认为无法尽到律师的辩护职责。第一,我有温州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书,这使我对案件有基本的了解;第二,被告的父亲向我陈述了一些案件情况,使得我对案件有进一步的了解;第三,指定律师、委托律师完全可以共同出庭,我可以自行与法律援助中心联系,处理好此事;第四,我是重庆人,被告张凤是四川人,说同一方言,无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法庭上沟通也容易些;尤其重要的是今日上午我已在温州看守所会见过张凤,他本人完全同意我这个重庆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滴水不漏。庭长也许从未遇见这样胆敢以这样方式与其交锋的律师。电话那边沉寂了一会儿,不太情愿说了一句:“那暂时这样吧,你电话是多少?”一听要留我的电话,我感觉到了希望,连忙报了过去。放下电话,我松了口气,整整交涉了十分钟,过程虽然激烈,但法院看来也不是这么武断。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再在法警处找找法院院长电话,但通讯录上没有,法警也拒绝提供,更不允许进高院的高墙。法院怕律师,还真是怪事,不过大多数法院而无论级别大小,几乎都如此。与法官的第二轮法庭外的交锋已胜一筹(现在可以这么认为,但当时并不乐观,法官的观点一旦形成,要改变是难上加难)。离开法院后我思考了一下,准备第二天一早再去找庭长、院长,作最后的努力,一定要参与到案件中来,否则张凤的命99%会没了;去了法院再去省司法厅找省律师协会和法律援助中心,再反映一下并通过他们与法院衔接,以作最后的努力。为方便起见,我在法院附近当然也是在美丽的西子湖边找了家宾馆住下。被告固然咎由自取,难逃罪责,但也无助。律师----当事人的守护神、法律卫士,此时此刻也是多么的无奈。然而,奇迹却发生了:七点,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是重庆的莫律师吗,我姓黄,省高院刑庭的。”我立即反应过来了,事情有变化,好事。我连忙回答是,电话那边说,我们慎重考虑(这一点完全相信)后,认为你可以作为被告张凤的辩护人出庭参与其二审的案件,你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到温州后最好是晚上与法律援助中心的某某律师(女的,但现已记不清她的名字了)联系,她那有案件的全部材料,你复印、看都可以。后天也就是星期四上午到温州中院刑事一庭找周姓法官,他代向你发出开庭传票。我连声说道,非常谢谢,我一定准时到法院,准时到庭。放下电话,我难以言状的高兴,太不容易了,本来就该如此,却未曾料到竟然是如此的艰辛。然而,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但这些事对于我来说都不太困难了:星期三一早乘车又去温州,下午去转了一下一个公园,心情蛮好,两天来的忧虑一扫而光,兴致勃勃的东看看、西瞧瞧。但那个逛过的公园名字却忘了,显然也未留下特别值得回味的锦色、景物了;晚上通过黄法官的电话,我找到了援助律师并复印了一审的全部材料;第三天,即星期四上午领到了开庭传票,知晓了下午开庭的的具体时间、具体法庭;在法庭上,我提出了被告张凤出于朋友义气杀人、受邀约前与被害人无冤无仇,主管恶习不深,尤其是提出其不属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并对此详细予以了阐述(此处省略,详见辩护词,而庭审过程中,张凤自知这是最后的机会,所以态度也很诚恳。最后顺利结束开庭。法庭上我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时而重庆话,时而重庆普通话,好在也无人计较。从开庭效果来看,无疑对张凤还是有利的,但要改判,还需要临门一脚:回到重庆后,我将办案及庭审过程告知如实了张父,他很满意,并一再道谢。我提出来我在法院已提出张凤愿意最大限度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以求得从轻处罚,那么无论如何都要再向法院表明这个观点,他非常同意,但现实是无钱可赔偿,又如何办?我告诉他,这个要赔偿的姿态必须要做下去,否则庭审效果好还不能保证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你没有文化,我来代表你写,你签过字就是了。他完全答应了,这样我开始以父亲口气向法院写下了求情书,在这个求情书中写了父亲在张凤这个名字来历,是因父母思女而未出生时就取好的,未满周岁母亲就因病亡故,父亲如何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张凤又是如何在未成年情况下孝顺父亲、爷爷奶奶的,以及如何在高中刚一毕业就外出到温州打工,张凤又如何承载着家庭兴旺的重任,失去张凤将意味家族的毁灭,还有向受害人表示最真诚大道歉和最大限度的经济赔偿。信以邮寄方式寄出去了,我静静的等待结果。如果当初父子俩满怀希望的稻草,现在看来真的可以救命了。或许是法庭上被告张凤的态度打动了法官,或许是本来一审量刑就重了,或许是慷慨激昂的辩护词感染了法官,更或许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让她觉得法律更应注重教化而非惩治,总之,最终的结果是:改判,张凤又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收到法院的判决书,我长长的舒了口气,天亮了,天终于亮了。电话那头李父哽咽的声音让我感受到他内心无以表达的喜悦,相信张凤在接到判决书后也会喜及而泣。

  影响这个案件有太多的因素了,如果没有重庆律师的参与、如果没有与法官(包括庭长)的唇枪舌战、如果不是自行聘用律师、如果不还原案情的真相、如果没有后来的求情书,现在的这个结果还真的无法预料,要想打动法官坚硬的内心真的很难。法庭上的较量固然重要,但法庭外的博弈同样精彩,甚至可以影响案件的结果,而这就是我要写这篇办案纪要的目的。

  莫华林律师

  写于2015年3月4日

  补充说明:出于保密和隐私,文中张凤为化名;黄姓法官在本案以后不久荣升为刑庭副庭长了。